五德

五德篇一:“五德”是什么？

五德基本解释
 
       (1).古代阴阳家把金、木、水、火、土五行看成五德，认为历代王朝各代表一德，按照五行相克或相生的顺序，交互更替，周而复始。《史记·张丞相列传》：“推五德之运，以为 汉 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文选·班固＜典引＞》：“肇命民主，五德初始。” 蔡邕 注：“五德，五行之德。自 伏羲 已下，帝王相代，各据其一行。始於木，终於水，则復始也。” 唐 张说 《应制和千秋节》诗：“五德生王者，千龄启圣人。” 
       (2).指人的五种品德。谓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何晏 集解引 汉 郑玄 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 
       (3).指人的五种品德。谓智、信、仁、勇、严。《孙子·始计》“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三国 魏 曹操 注：“将宜五德备也。” 唐 王维 《谢集贤学士表》：“固当宣其五德，列在四科。” 赵殿成 笺：“《新论》：五德者，智、信、仁、勇、严也。” 
      (4).比喻物的五种特征。古谓玉有仁、智、义、礼、信五德。《诗·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汉 郑玄 笺：“玉有五德。” 孔颖达 疏引《聘义》：“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孚尹旁达，信也。” 
       (5).比喻物的五种特征。古谓鸡有文、武、勇、仁、信五德。《韩诗外传》卷二：“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鬭，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鸡有此五德，君犹日瀹而食之者，何也！” 唐 白居易 《池鹤八绝句·鸡赠鹤》：“一声警露君能薄，五德司晨我用多。”
       (6).比喻物的五种特征。古谓蝉有文、清、廉、俭、信五德。 晋 陆云 《寒蝉赋》：“夫头上有绣，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食，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候守节，即其信也……迈休声之五德，岂鸣鸡之独珍。” 
       (7).东、西、南、北、中五方种的五色谷物。《汉书·郊祀志下》：“耕耘五德，朝种暮穫。” 颜师古 注引 晋灼 曰：“五德东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种五色禾於此地为耕耘也。”

五德篇二:五德

折叠 基本简介
五德之说，源于五行理论，春秋时代的邹衍将天下分为五方，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原理揭示历史朝代更迭的规律，开了将五行纳入政治领域之先河。按邹子的理论，虞舜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为水德。五德相克，改朝换代。后世历代帝王革命，皆沿用五德之说。五德源于五行理论
把古代最早出现在《周易》一书的"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糅合到一起，倡导阴阳五行说，用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兴替的原因，为新兴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五行思想的盛行，它被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利用，赋与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成为两汉谶纬学说的主要来源之一。
古时五德指忠、仁、诚、节、勇。
现代五德是智、信、仁、勇、严。折叠 起源发展
五德之说是中国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邹衍"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常常以这个学说来为历史变迁、皇朝兴衰作解释。后来，皇朝的最高统治者常常自称"奉天承运皇帝"，当中所谓"承运"就是意味着五德终始说的"德"运。
邹衍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由于黑色属于水，所以秦朝崇尚黑色。《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按照邹衍的说法，五行代表的五种德性是以相克的关系传递的，后世也有人提出五行相生的说法来解释五德终始。
汉代起初在汉高祖刘邦时，张苍认为秦国祚太短且暴虐无道，不属于正统朝代。应该由汉朝接替周朝的火德，所以汉朝之正朔应为水德。到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朝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了这种说法，从此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了这种说法。因此汉朝有时也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炎刘"。
在王莽篡汉之前，一般采用五行相克说。交替顺序为:
虞(土)→夏(木)→商(金)→周(火)→秦(水)→汉(土)。
王莽篡汉后为了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采用了刘向父子的五行相生说，并修改汉朝以前诸朝代的德性，交替顺序为: 虞(土)→夏(金)→商(水)→周(木)→汉(火);
一直到元代皆采此说:
汉(火)→曹魏(土)/孙吴(土)→晋(金)→北魏(水)→北周(木)→隋(火)→唐(土)→ 后梁(金)→后汉(水)→后周(木)→宋(火)→金(土)→元(金)
自元之后，又变为相克说:
元(金)→明(火)→清(水)
自秦汉直至宋辽金时代，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但宋金以后，沿袭千余年的五运说最终被逐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而趋于消亡。
前者必助后者成长，先人之德必助后人之德;社会文明方是进步。故应以"生"为准:
水→木→火→土→金→水
时期
五德
批注
伏羲
木
好生之德
炎帝
火
尝草神农
轩辕
土
至圣黄帝
少昊
金
金天玄嚣
颛顼
水
玄冥引水
帝喾
木
高洪为辛
尧舜
火
尧让舜上
大禹
土
掘土治水
夏启
金
金石铸厦
成汤
水
汤王灭桀
盘庚
木
商人盘易
西周
火
成康繁盛
春秋
土
拓夷和狄
战国
金
诸侯混战
秦国
水
嬴秦一统
秦朝
木
始皇为尊
两汉
火
炎汉无双
黄巾
土
黄天当立
曹魏
金
乱世枭雄
西晋
水
三家归晋
十六
木
五胡肆意
东晋
火
淝水不灭
北魏
土
鲜卑中融
西魏
金
八柱镇关
北周
水
宇文严法
隋朝
木
周随人愿
贞观
火
中华之巅
武周
土
后土母仪
安史
金
金戈屠戮
黄齐
水
百花错杀
五代
木
十国任游
两宋
火
华而不实
辽朝
土
开疆扩土
金朝
金
从革不违
蒙古
水
坎水生元
元朝
木
万物之始
明朝
火
南明离火
土木
土
火败之兆
李闯
金
顺行天道
清朝
水
清正圣洁 五德轮转，宙宇循循，生生不息 展开折叠 质疑阶段
当五德终始说风靡于世的宋时代，几乎看不到有人对它提出过什么质疑。宋儒对五运说的反动始于欧阳修。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时代思潮影响下，由欧阳修发起的正统之辨使五德转移政治学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欧公早年所作《原正统论》，称五运说为"不经之说"、"昧者之论"，而在其晚年改订的《正统论》中则对它展开了正面的批判:"自古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泽被于生民，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岂偏名于一德哉?……曰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刘复生教授指出，"欧阳修的《正统论》在理论上宣告了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
《正统论》被饶宗颐先生称为"古今一大文字"，它在正统理论上的一大创造就是"绝统"说。《正统论》下篇曰:"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属，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若不符合这一正统标准，则被排斥于正统王朝之外，是谓"正统有时而绝"。但对于绝统的认定，欧公前后的说法有所不同。早年所作《正统论》七篇仅将西晋亡国之后至隋朝统一之前列为绝统，至其晚年重订《正统论》时，又将三国、五代也纳入绝统之列。
绝统说从根本上动摇了五德转移政治学说赖以成立的基础。邹衍之五运说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其基本理念是五行代替，相承不绝。后来刘歆创立的闰位之说，也无非是为了弥合德运的断层而想出来的补救办法。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布衣赵垂庆建言当径承唐统为金德，朝廷百官提出的反对理由就是:"五运代迁，皆亲承受，质文相次，间不容发。岂可越数姓之上，继百年之运?"明人指摘五运说的漏洞，谓"世不常治而运无停机，……五行之运，一息若不继，则天道坏矣"。故主五运之说者，即便在天下大乱的分裂时期也非要寻出一个正统来传承德运。欧阳修的绝统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彻底否定了五德终始说的理论体系。
宋代正统之辨在史学史的最大收获就在于，它第一次将王朝的更迭由"奉天承运"的政治神话变成了"居天下之正"的政治伦理问题，这是宋代史学观念的一个重大进步。传统的五运说以数术的方式来推定人间政权的正当与否，"依天道以断人事之不可断者"。为顾全德运的连续性，很少从道德层面去考虑"统"之正与不正的问题。而宋儒的正统之辨与前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除了大一统的政治前提之外，特别强调道德认同。与欧阳修同时代的名僧契嵩，曾经这样表述他的天命观:"《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所以明天命也。异乎后世则推图谶符瑞，谓得其命也;谓五行相胜，谓得其德也。五胜则几乎厌胜也，符瑞则几乎神奇也……"契嵩的天命正统观凸显出强烈的道德诉求，并且将其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五德终始说。
在五运说的全盛时期，政治家强调得天下以正(这个"正"不是指手段的正当，而是指来路的正统)，即看重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故"或以前代之血胤为正，或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或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历代德运之争，大抵都在政权的承继关系上做文章，正统主要取决于政权的来历。
经过宋代正统之辨的道德洗礼之后，明代的政治家强调的是得天下以道，即看重获取政权的手段是否正当，而不太在乎这个政权是否直接来自某一个正统的王朝。朱元璋称帝建国后，总是强调他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他曾对朝廷臣僚说过这样一番话:"(元末)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域。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自欧阳修之后，对五运说的质疑越来越多地见诸宋儒的文字。他们的主要理据是，五运之说不见于六经，乃阴阳家不经之谈，就其本质而言，可以说是与谶纬一路的东西，所以根本就不值得信奉。这种论调同欧阳修的说法是基本吻合的。朱熹
宋儒的正统之辨，由欧公发其端，而由朱子集其成。比起欧阳修来，朱熹的正统观念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朱子论正统有所谓"无统"之说，据《资治通鉴纲目凡例》:"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无统，谓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一般认为，《通鉴纲目》成书于朱子门人赵师渊，而《凡例》则出自朱子之手，故正统、无统之分完全可以代表朱熹本人的意见。不消说，朱子的无统说与欧阳修的绝统说是一脉相承的，此书被后人尊奉为"《春秋》后第一书"，明代翰林院编修谢铎曰:"是书师法《春秋》，实经世之大典，帝王之龟鉴。"可见它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更是一部政治伦理教科书。可以说，朱子《通鉴纲目》所张扬的正统观念基本上主导了元明清三代正统之辨的话语权，故清儒谓"朱子之《纲目》出，而后古今之议正统者定"。
无论是欧阳修的绝统说还是朱熹的无统说，都是与五德终始的基本理念相冲突的。但朱熹本人其实并不反对五运说。他的学生沈僩曾向他请教过这样一个问题:"五行相生相胜之说，历代建国皆不之废，有此理否?"他的回答是:"须也有此理，只是他前代推得都没理会。"当他的另一位弟子金去伪问到他对于五运说的看法时，朱子回答说:"万物离不得五行，五运之说亦有理。于三代已前事，经书所不载者甚多。"金氏又问:"五运之说，不知取相生、相克?"朱子答曰:"取相生。"这不仅仅是朱熹个人的倾向，事实上，宋代理学家普遍对五运说持赞同和理解的态度。
朱熹等人只是在哲学思辨的层面上承认五运说的合理性，而在进行历史价值判断时，他自有他的道德准则和权衡法度。因为传统的五德终始说是作为裁判王朝正统的理论基础而存在的，经过宋代儒学复兴的冲击，被宋儒以道德批评的新规则取而代之，--就连在理论上支持五运说的程朱一派也不例外，于是五运说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
实际上，宋儒对五运说的质疑和批判，仅仅是少数思想先行者的先知先觉罢了。在宋辽金时代，五德转移的传统观念仍顽固植根于世俗社会中，尚未退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从政治舞台到社会意识形态层面，随处可见它的影响。
即便在宋代士大夫阶层中，信仰五运说者也还大有人在。以欧阳修同时代的人为例，与欧公同为宋代古文运动主将的尹洙，在谈及正统问题时发过这样一通议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故夫王者，位配于天地，数协于运历。"曾与欧阳修同修《唐书》的张方平，有《南北正闰论》曰:"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箓受图，改正易号，定制度以大一统，推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更始。"类似这样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念想必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仍十分普遍。据说米芾有一方书画印，印文作"火宋米芾"，他还写过一段题识加以解释:"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于所纪岁时，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以"火宋"别之。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宋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德运观念。
从宋代典籍中可以看到，五运说在那个时代的知识体系中仍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真宗朝编纂的《册府元龟》是第一部历史学的百科全书，它堪称五德终始政治学说之历史体系的集大成者，基本上可以代表北宋前期知识界的主流史学观念。《通志·艺文略》在史部编年类下专门设有一个名为"运历"的小类，又在《图谱略》中设有一个"纪运类"，都以收录五运说的著作为主，两者共计著录图书69种，而作者大多是唐宋时代人，这表明五德转移说在当时是一种颇为流行的社会思潮。宋庠的《纪年通谱》是宋代广为人知的一部史学工具书，虽然早已不传，但据宋人说，此书"区别正闰"，"以五德相承"。元佑间，诸葛深所作《绍运图》一书，"自伏羲迄皇朝神庙，五德之传及纪事皆着于篇"，"其书颇行于世俗，大概是一种畅销民间的通俗读物。宁宗时任职东宫的给事中娄机，专门为太子编写了一部名为《历代帝王总要》的历史知识读本，是书"始自唐虞，以至光宗皇帝，……五德之相生，世系之联属，靡不提纲撮要"。由于后来五运说的衰微，这些观念落伍的著作都未能保存下来。不过今天从南宋末年王应麟所编的蒙学工具书《小学绀珠》以及陈元靓所编的类书《事林广记》中，还能看到将历朝德运作为常识来介绍的情形。
总之，虽然宋代的儒学复兴已经敲响了五德终始说的丧钟，但直到南宋末年，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仍然依靠它长期积蓄起来的能量和惯性继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五运说作为一个阐释王朝嬗代的理论体系最终退出政治生活，乃是元朝以后的事情。折叠 消亡阶段
蒙元汉化程度不高，以蒙古统治者的汉学知识，很难理解明太祖朱元璋"五德"究竟是什么意思。成宗即位之初，有"南人洪幼学上封事，妄言五运，笞而遣之"。洪氏其人无可考，方回《桐江续集》卷十八有《送临安洪行之幼学次鲜于伯几韵》一首，仅知洪幼学字行之，临安人。洪氏之所以被笞，大概是被蒙古统治者当作妄言阴阳谶纬的术士了。元朝一向严禁谶纬，至元十年(年)正月己未，禁"阴阳图谶等书";二十一年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汉学知识浅薄的蒙古统治者，可能不明白五运说与谶纬有什么区别，对南人拿这种阴阳五行的说法来附会本朝历史自然很反感，所以会有如此激烈的反映。又据元人刘埙说，"元贞新政，有北士吴助教陈《定本十六策》"，其中一策略谓"汉以火，唐以土，此德运之重事，先儒有相生相胜之评"云云，显然也是在建言德运问题。此吴助教者，其名不可考，"或云此人撰成此书，不曾投献而没"，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终蒙元之世，始终未曾正式讨论过本朝的德运问题，然而明人却有元朝水德之说，何乔新《跋闽人余应诗》曰:"此诗叙元顺帝为瀛国公之子，乃闽儒余应所作也。其诗有"壬癸枯干丙丁发"之句，盖壬癸为水，丙丁为火，元以水德王而宋以火德王也。"明人盛传元顺帝实为南宋末代皇帝瀛国公(即宋恭帝)之子，此诗曰"壬癸枯干丙丁发"，意谓水德尽而火德兴也。又据何乔新说:"故老相传，(元)世祖取江南之时，有水竭火生之谣，盖元以水德王，宋以火德王，是则继奇渥温氏起者，实赵氏之遗胤也。"由此可知，元朝水德说应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种说法。此说大概最初出自南宋遗民之口，它是以民间通行的五德相胜说为前提的，无非是因为宋为火德而径直推定元为水德罢了，这与传统的五德终始政治学说已相去甚远。
元朝之所以不再讲求德运，一个原因还在于，经过宋儒的思想启蒙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于五运说的虔诚信仰。元代围绕着宋辽金三史的纂修义例问题而展开的正统之辨，主要有以修端为代表的南北朝说，受到宰相脱脱支持的"三国各与正统"说，王祎提出的绝统说，以及大多数汉族士人所主张的独尊宋统说，而所有这些观点都不是在五运说的理论框架内来讨论正统问题的。按南北朝说和"三国各与正统"说，天下可以同时有不止一个正统王朝，绝统说认为正统可以不是连续的，独尊宋统说也只是从华夷正闰的角度立论，完全不涉及德运的问题。以力主独尊宋统而著称的杨维桢《正统辨》，最后还特别申明说:"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运之王以分正闰之说者，此日家小技之论，君子不取也，吾无以为论。"元朝为何不讲究德运，由此可以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
尽管元朝不取五运说，但传统的德运观念却在元末农民战争中被当作一种思想武器充分地加以利用。红巾军的反元斗争，从一开始就打出了复宋的旗号，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韩林儿和徐寿辉所建立的农民政权，国号均为"大宋"。既以复宋相号召，而宋为火德，火德尚赤，于是红色就成了反元武装最鲜明的标帜。刘福通起事，即"以红巾为号"。
明太祖朱元璋
所谓"太祖以火德王"，一般认为这只不过是朱元璋在反元斗争中所采取的一个政治策略而已，其目的是以复宋为号召，故宣称继承宋之火德;而当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毋需继续坚持火德之说，于是明朝一代也就不再讲求德运，五运说最终丧失了其政治功能。
作为一种支配性的正统理论，五德说的时代早已结束，但确有大量史料表明，明朝人仍在继续讲求德运。明代前期，人们普遍认为朱明王朝运当火德，从官方文献到私人著述，都不乏这方面的记载。洪武三年，"诏考历代服色所尚。礼部奏言:"历代异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唐服饰尚黄，旗帜尚赤，宋亦尚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以为治，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上从之"。如果说这条史料毕竟还没有点出"火德"二字的话，不妨再举出一个更明确的证据。明初礼官议乐律，谓周以木德王天下，木克于金，"故《周官》旋宫之乐……未尝及商者，避其所克而已"，而"宋祫享之乐亦去商，是不知去商者周人之制而已，以周人之制推之，则宋以火德王天下，论避其所克，当去羽音，而太常用乐不审诗羽而审诗商，盖失古人之旨远矣。今国朝以火德王天下，与宋同避其所克，则亦当去羽"。按阴阳五行说，五行配五音，土为宫音，金为商音，木为角音，火为征音，水为羽音。周为木德，金克木，故当避与金德相配的商音;宋为火德，水克火，故当避与水德相配的羽音;明朝亦为火德，故亦当去羽音。又明初"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乐章"，其一为《炎精开运》之曲，谓"炎精开运，笃生圣皇"云云，"炎精"显然是代指火德。洪武七年，太祖在致北元君主的信中声称"今我朝炎运方兴"，也是以火德自居。另外，在当时一般士人的意识中，也大都认同朱明火德之说。洪武间，殷奎替甘肃总兵代拟的贺圣节表，有曰:"以火德王天下，交龙开受命之符;生圣人主中原，夹马纪发祥之迹。"正统末，英宗北狩，"阴遣使谕镇守太监裴富"，裴富请占吉凶于卜者仝寅，仝寅说:"庚午中秋，车驾其还乎?……计七八年当必复辟。午，火德之王也。"仝寅谓午为"火德之王"，并据此推断英宗将会复辟，这也反映了明朝火德的观念。
除了火德说之外，明朝中后期又出现了土德一说。万历间，张养蒙撰《五德之运考》，谓"我朝受命，有谓其尚火德，有谓其尚土德，纷纷无定"。据我估计，土德说大概出现于弘治以后。罗玘《送益国长史胡君之国序》云:"今天子建亲藩，首兴，次岐，又次亦以益鸣其国。封子建昌，于天文其次鹑尾。鹑尾，火位也;火，土母也。国家以土德王，兹封也而冠以兹名也，得无意乎?"罗玘为弘治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七年(年)致仕。这是我看到的有关明朝土德说的最早记载。
实际上，明朝建国以后从未正式讨论过德运问题，所谓的火德，不过是沿袭朱元璋在元末红巾军时代的成说，而这种说法与五德转移的基本理念是完全不相容的:五运说讲究五德相生，五行代替，岂有后代袭用前朝德运的道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明朝中期以后才有人提出土德一说，大概是主张以朱明之土德上承赵宋之火德，而将元朝列入闰位。但火德、土德两说相持不下，终无一定之论。这说明德运的确定在明朝已不再是关乎王朝正统的头等大事，不再是一种郑重庄严的国家行为，火德也好，土德也罢，都只是朝野间流行的某些非正式的说法而已。难怪就连清人似乎都不知道明朝还有德运之说，《古今图书集成》考述历代德运，至金而止;清代的两种蒙学读物《群书纪数略》和《幼学歌》将历代王朝德运作为文化史知识来介绍，其下限均迄于宋。总之，明朝人所讲求的德运，充其量不过是传统五运说的一种残余影响。
五运说最后一次被利用来为政治服务，大概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自称以水德王，据赵士锦《甲申纪事》说:"贼云以水德王，衣服尚蓝，故军中俱穿蓝，官帽亦用蓝。"赵士锦是大顺军攻占北京后留用的旧明官员，此记载当得自其耳闻目睹。刘尚友《定思小纪》:"贼虽未即僭位，然明代官制大半更革，……服色尚深蓝、文官拜武将之类，俱刊定成册，以候颁行。"李自成为何号称水德?显然是因为一般人多以明朝为火德，故取以水克火之意，其直接的理论依据是民间通行的五德相胜说。不过按传统的说法，水德理应尚黑，李自成改为尚蓝，则又有所变通。
自明清鼎革之后，五德说的影响愈益衰微。清朝一代，再未见到讲求德运的记载。

五德篇三:将之五德

孙子在“作战”篇中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那些深刻理解用兵艺术的优秀将帅，他们是民众生命的掌控者，是国家安危存亡的主宰。正因为这些肩负重任、身系国家之安危的将帅们如此举足轻重，因此，孙子才对他们提出了许多特别严格的要求，这些要求中首先强调的便是“五德”。在“始计”篇中，孙子写道：“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认为具备足智多谋、赏罚有信、仁爱部下、果断勇敢、军纪严明这五种品质德行，是作为将帅的基本素养。盖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全此五者，谓之将才。
 
A：“五德”之“智”注意，孙子在这里将“智”放在五德之首，说明孙子认识到：战争首先是智慧的较量，一个优秀的将帅，必须智力超群，懂战略，知“五事”，精“七计”，能谋虑，通权变，运筹帏幄，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杜牧对此解释说：“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这里的“智”，应包括知胜之智，识人之智，料敌之智，应变之智等多个方面。具体到战争中，上智便是“伐谋”、“伐交”，中智便是“斗阵”、“设伏”，下智便是灵感触发，见机而行。这三种智慧，将帅皆不可或缺。
 
1：“知胜之智”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经过多轮角逐后，形成了以袁绍和曹操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当时，袁绍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幽、冀、青、并等州郡，拥兵数十万。曹操则占领了黄河以南的衮、豫、徐等州郡，并把汉献帝接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曹操只有数万兵马，整体军事实力弱于袁绍。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夏，袁绍集结十万精兵，挥师南下进攻许昌，企图实现消灭曹操独霸中原的目的。大军压境，曹操招集手下幕僚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曹军诸多将领皆被袁绍当时的强大所吓倒，认为只能避战，但曹操却分析说：“袁绍看似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却有致命的弱点。他的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喜欢猜忌却没有威信，兵多却不擅长指挥，将领骄傲且互不卖帐，所以他的部队再多，也并不值得可怕。他的土地虽广，粮食虽足，也不过都是为我们所准备的战利品。”曹操的谋士荀（或）也同意曹操的判断，他进一步分析袁绍手下的文臣武将，认为袁绍的谋士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无守，武将纪配独断专横，逢纪则刚愎自用，颜良、文丑更是缺乏谋略的匹夫之勇。加上这些人还彼此勾心斗角，相互拆台，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战斗力，不足为虑。就这样，曹操和部属们通过仔细“庙算”，从双方“道、天、地、将、法”等多方面入手，详细对比和衡量，最后得出结论：战争的形势将不利于袁绍而有利于曹操。于是下定决心，全力进兵抗击袁绍的进攻。后来经过一年多的战争相峙，曹操采用许攸的计谋，成功偷袭了袁绍的粮仓，最终在官渡决战中大败袁军，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曹操官渡之战的胜利，就得力于战前拥有孙子所说的“知胜之智。”
 
2：“识人之智”说完“知胜之智”，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识人之智”。春秋时晋国的智宣子想让智瑶作为他的继承人，就去征询智果的意见。智果反对说：“选智瑶不如选智宵。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他高大威武，精于骑射，才艺双全，能言善辩，坚毅果敢。虽然有此五项长处，但他却还有一个致命的短处，那就是为人极不仁厚。如果他当上国君，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那么谁又能和他和睦相处呢？你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会灭亡。”智宣子没有采纳智果的意见。智果为了避祸，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另改为辅氏。后来，智瑶果然被赵、韩、魏三家联合所灭。智果因有“识人之智”，早作图谋，从而避免了杀身之祸。
 
再看看另一个例子：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岳飞开始入伍时，仅在宗泽的手下当任一名非常不起眼的下级军官。一次，岳飞因事违禁当斩，将要行刑时，宗泽发现岳飞临危不惧，威武刚强，不免有些惊奇，于是询问岳飞的生世。岳飞镇定自若，对答如流，未了一声长叹：“我岳飞前来投军，原本是想抗金杀敌，报效国家，不料壮志未酬，却先枉死法场，这实在是一件天大的憾事啊！宗泽见岳飞言语不俗，志气刚强，于是让他当面测试弓箭和枪法。发现岳飞居然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将才，便当即免了他的死罪。后来，岳飞在宗泽的栽培下，果然不负厚望，迅速成长为一位抗击金兵的骁将，他率领的岳家军，军纪严明，作风硬朗，通过多次浴血奋战，逐步收复了被金兵侵占的大片山河。宗泽刑场慧眼识岳飞，真正具有孙子所说的“识人之智。”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假若当初宗泽稍稍粗心，不明不白将岳飞处死，那一代名将又如何诞生？
 
3：“料敌之智”分析了“识人之智”的重要，再来看看何谓“料敌之智”。三国时司马懿是魏国一位极富军事韬略，善于用兵的将军。魏明帝太和元年，魏国新城太守孟达密谋造反。消息传到当时正驻守在宛城的曹军主帅司马懿耳里。按当时的程序，这样的大事情是先得上报朝廷，得到皇帝诏书批准后方能进兵平判的，否则有可能担当擅作主张的罪责。但从宛城到都城洛阳来回有一千多里路程，往返一趟最快也得半个多月，如果等到诏书到来后再行发兵，到新城少说也得一个月的时间，那时孟达如果做好了充分准备，又得到蜀军的支援，就将贻误战机，使进剿变得十分困难。但假如突发奇兵，出乎孟达意料，在孟达未作充分防备的情况下，必能打他个措手不及。考虑到这点，司马懿一面赶紧派人上疏报告情况，一面果断率大军即刻进发。孟达以为司马懿要等到皇帝诏书批准后再发兵，于是按一个月时间来布置修筑工事、加固城墙的任务，哪想到司马懿不出八天，就已兵到新城。由于城墙尚未加固，其它备战措施也未到位，加上蜀国援兵远在路途，所以很快，新城就被司马懿攻破了。孟达也被杀掉。魏国由于司马懿的“料敌之智”，使得一场判乱得已很快平息。
 
“料敌之智”不是一般人能轻易做到的，战国著名纵横家张仪，胸藏鬼神莫测之机，拥有翻云覆雨之智，在“料敌”上有一次仍输给了司马错。事情是这样的：秦惠王想出兵讨伐蜀国，但顾虑蜀路险峻难行，东边的韩国又可能乘机偷袭，因此有些犹豫不决。便请来张仪和司马错问策。张仪主张先攻打韩国，理由是：“要博取名声应该去朝廷，要赚取金钱应该去集市。现在的黄河、伊洛一带和周朝王室，正好比天下的朝廷和集市，所以应该与魏国、楚国亲善友好，然后出兵黄河、伊水、洛水一带，攻取韩国新城、宜阳，然后兵临东周王都洛阳，控制象征王权的九鼎和天下版图，挟天子以号令诸侯，各国就不得不听从号令，这是称王的大业。而大王您不去那里争雄，反倒要去讨伐蜀国，纠缠于远方戎狄小族的争斗，这做的可不是帝王的大业啊！”秦惠王于是征询司马错的意见，司马错分析说：“张仪先生说的并不正确。我也听过有这样的说法：想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先开疆拓土，想要使军队强大必须先让老百姓富庶，想要成就帝王大业必须先树立德威。这三个条件具备了，帝王大业也就水到渠成。现在大王的国家地小民贫，所以我建议先从容易的事做起。蜀国，是西南偏僻之国，又是戎狄之族的首领，它的政治昏乱，如同夏桀、商纣；以秦国的大兵攻蜀，就像狼入羊群一样，取得成功十分容易。攻占了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大秦国的疆域，夺取蜀国的财富可以赡养秦国的百姓，而军队不需付出大的伤亡就可以使蜀国屈服。这样，吞并一个国家而天下并不认为秦国强暴，获取丰厚的利益天下也不认为秦国贪婪，我们一举两得、名利双收，还能享有除暴安良的美誉。现在秦国若是去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就会臭名远扬。周朝，是天下尊崇的王室；齐国，是韩国的亲睦友邦。周朝自知要失去九鼎，韩国自知要失去伊洛一带领土，两国将会齐心合力，共同谋划，求得齐国、赵国的援助，并与有旧怨的楚国、魏国和解，共同来对付秦国。蒙受不义之名，攻打天下人所不愿攻占、又难以攻占的地方，那可是很危险的举动。所以，我认为大王进兵蜀国才是十拿九稳的上策。”秦惠王于是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伐蜀，果然仅用了半年多就轻松攻克了蜀国全境。秦国吞并蜀国后，秦国变得更加富庶和强盛起来，为后来扫平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完全得益于司马错的“料敌”之功。
 
4：“应变之智”“应变之智”则指一种遇到未曾预料的突发事件，能随机妥善处置，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它需要极强的快速观察、判断、决策综合才能，足以当机立断，捕捉战机。由于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所以拥有“应变之智”，也是作为优秀将帅必具的素质。“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春秋时齐景公即位初年，由于任用了晏婴等一批贤臣，齐国又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向，齐国的繁荣引起了中原大国晋国的不安，晋平公想用武力讨伐齐国，来确保自己的中原霸主地位，为了试探齐国的虚实，就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范昭来齐国后，齐景公设下高级酒宴来款待他。酒酣耳热之际，范昭突然对齐景公提出要求：“请借大王的酒杯让我喝一杯酒。”齐景公当时不知其意，不好拒绝，便命从人用他的酒杯斟满酒，为范昭敬酒。范昭毫不客气，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喜形于色的样子，被坐在一旁的国相晏婴看在眼里，晏婴强压怒火，等侍从再要给齐王重新斟酒时，便厉声呵斥侍从：“别人用过的酒杯，能给大王再用吗？还不赶快给换个新的！”侍从于是连忙给齐景公重新换上一个干净的酒杯。范昭见状，吃了一惊，但仍不死心，过了一会，范昭又来了个花样，他装着喝多了酒，站起来手舞足蹈地跳起舞来，边跳边吩咐乐师：“给我奏一曲成周之乐，以助舞兴。”晏婴向乐师使了个眼色，乐师会意，站起来大声对范昭说：“下臣不会奏成周之乐，恕不能从命。”范昭讨了个没趣，于是借口不胜酒力，告辞回了驿馆。齐景公见范昭不悦而去，心有不安，乃责备晏婴不该唐突上国使者。晏婴解释说：“晋国早有攻伐我国的图谋，今次范昭是在以喝酒之名试探我国的国力，为臣这样做，为的是要挫败他的锐气，让他不敢轻视我国啊。”乐师也跟着说：“成周之乐是供天子使用的乐曲，范昭他一个小小的使臣，哪里有姿格来享用？这不是太狂妄了吗？”至此，齐景公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晏子的良苦用心。范昭后来回国，和晋平公谈起齐国实情，不无感触地说：“我想羞辱其国君，结果被晏子看穿了；想冒犯他们的礼法，又被太师识破了。齐国有晏婴这样一批贤臣，人才济济，国政清明，暂时不可图谋啊。”晋平公听完范昭的分析，深以为然，于是打消了向齐国用兵的念头。齐国由此避免了一场看不见的兵戈。孔子后来在评价这件事时由衷赞叹说：“不越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能够在酒席之间，就轻松挫败千里之外意欲进犯的敌人，这完全得益于晏婴的“应变之智”。
 
B：“五德”之“信”
谈完了“五德”之“智”，再来分析一下孙子的“五德”之“信”，所谓“信”，指的是信誉、信用。梅尧臣注解说：“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信”不仅是将帅应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国君或将帅的治国、治军之本。它要求国君或将帅要赏罚有度，取信于民。只有做到执法如山，说一不二，才能严明军纪，得到部众的信服和支持。诸葛亮对信将的定义，“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此之谓信将。”赏的时候不拖延，刑罚的时候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分，这就是信将。《三中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诸葛亮四出祁山时，驻扎在卤城，与魏国主帅司马懿对阵。当时诸葛亮带的兵不多，只有十来万，而且按照规定，其中有四万人因服役到期，诸葛亮已经下令让他们准备打道回家，但接替的部队因事耽搁却尚未到位，这时候，忽报司马懿带领大军向卤城杀来。因蜀国兵少，长史杨仪就向诸葛亮建议，让已经准备归程的四万人暂时缓行，留下来参与保卫卤城，等新兵到来再行替换。诸葛亮连连摆手说：“不可，我用兵命将，历来以信为本，既然按照法令这些老兵应当退役，命令也已经颁发，又岂可言而无信？而且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回家的打算，急等着回乡和家里的亲人们团聚，目前即使我有了困难，也决不能耽搁他们的归程。”诸葛亮的话很快传到了老兵们的耳朵里，这些老兵们一时感动得热泪盈眶，齐声高叫：“丞相待我们如此仁德，如今用人之际，我们都愿意暂不回乡，等杀退敌人再走。”任诸葛亮如何苦劝，就是坚持要出战。诸葛亮于是命将士们出城安营，以逸待劳。蜀军上下受老兵鼓舞，一时群情激昂，士气高涨，很快将前来袭扰的魏军杀得大败。诸葛亮以信治军，不但赢得了部众的敬爱和拥护，也由此传为佳话。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为了富国强兵，取用商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商鞅担心百姓不按新法行事，推行新法会遇到诸多阻力，为了取信于民，商鞅便让人在咸阳南门外，竖立起一根高高的木柱，传出命令：“谁将这根木柱从南门搬到北门，赏黄金十镒。”百姓纷纷过来围观，看热闹的人虽多，一则众人尚弄不明白商鞅的用意，很多人胆怯怕事，不敢上前，二则搬一根木条，居然给这么多黄金，也没人相信有这等好事。故此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大半天过去，仍无人上前。商鞅于是再下命令：“谁将这根木柱从南门搬到北门，赏黄金五十镒。”赏金一下子提高了五倍，围观的人更加面露惊疑，一阵骚动。突然，一位不信邪的汉子大踏步走出人群，二话不说，搬起木柱就朝北门走去。看热闹的人一路跟随，很快就到了北门。商鞅立即召见搬木柱的汉子，表扬他说：“你能执行我的命令，是个遵纪守法的好百姓。”于是命人端来五十镒黄金，当场奖励给他。看到这一幕的人无不后悔，只恨当初为何不相信商鞅的话。商鞅乘机高声对众人说：“大家听好了，我商鞅今后决不会对百姓不守信用的，请你们多多转告。”于是消息迅速传开，举国引起轰动，大家都纷纷赞叹商鞅言出必行，有赏必信。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商鞅的威信一下子就在全国百姓心目中提高了，等到之后颁布新法时，所遇到的阻力无形小多了。商鞅立木树信，使新法很快得以施行，取到了明显的效果。
 
C：“五德”之仁谈完“信”，再来看看“五德”中的仁，仁指什么呢？指仁慈，关爱。恃仁者昌，恃暴者亡。只有常存仁德之心，关心部下，爱抚士卒，才得招揽人心。而获得民心方可使国家安定，军队团结统一，形成无往不胜的战斗力。诸葛亮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知其饥寒，察其劳苦，此之谓仁将。”战国著名军事家吴起当任魏国的大将时，与最下等的士兵同吃同穿同睡，行军不骑马，还亲自挑上士兵的粮食，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有个士兵患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毒汁。士兵的母亲听说这事后，不由痛哭起来。有人不解地问：“你的儿子不过一个普通的士兵，而吴起身为将军，却亲自为他吸吮疮毒，这么仁爱你儿子，你为什么还要哭泣呢？”士兵的母亲回答道：“你不了解原由啊！当年吴将军也曾给孩子的父亲吸过毒疮，他父亲深受感动，从此打起仗来只进不退，后来壮烈战死在敌阵中。吴将军他现在又替我儿子吸毒疮，我不知道我孩儿他将死在哪里，所以才为他哭泣。”吴起爱兵如子，深得士兵们的爱戴和拥护，他的一生与诸候大小七十二战，却未尝败绩，替魏文候当任西河守多年，秦人一直不敢东向。这除了他精于用兵，也和他平素仁爱士卒，深到兵心是分不开的。孙子在“地形”篇中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则正是吴起这类具有仁慈、关爱之心将军的真实写照。
 
在战场上将军对待士兵需要仁爱，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须注重仁德。魏文侯时，韩国有次邀请魏国出兵攻打赵国。魏文侯说：“我们和赵国是兄弟之邦，怎么能相互攻伐呢？恕我不敢从命。”韩国使者怒气冲冲地离去了。过不多久，赵国也来向魏国借兵讨伐韩国，魏文侯仍然说：“我们和韩国是兄弟之邦，怎么能相互攻伐呢？恕我不敢从命。”赵国使者遭到拒绝，也老大不高兴地回去了。后来两国国君得知魏文侯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对方的要求时，竟十分感动，都前来朝拜魏国。魏国由此成为魏、赵、韩三国的领袖，后来能确立中原霸主的地位，亦与魏文侯平素爱行仁德不无关系。
 
D：“五德”之勇战争更多的时候是斗智斗勇。因此，“勇”也是“五德”之中的极为重要的一项。勇即勇毅果敢。杜牧对此的解析是：“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乘着有利的形势敢于取胜，当断即断，决不迟疑徘徊，这就是勇。必须注意的是，这样的勇并不是鲁莽从事，如前文所说的“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的匹夫之勇，而必须是以智的谋断为原则，认识到形势对己有利的“可胜”情形下采取的果断行为。
 
狭路相逢勇者胜。战国时期，秦国攻打韩国，将韩国军队围困在阏与，情况十分紧急。韩王慌忙派人向赵王求救。赵王于是问将军廉颇：“能够救助吗？”廉颇摇摇头：“道远险狭，军队不好展开，难以救助。”赵王又问将军乐乘，乐乘的回答也和廉颇一样。赵王再征询将军赵奢的意见，赵奢回答说：“阏与那地方道远险狭，在那里战斗，就象两只老鼠在洞穴里打架一样，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哪一方的将领勇敢，哪一方就能获得胜利。”赵王于是命令赵奢带兵救韩，后来果然击败了秦国的军队。赵奢根据阏与的地理特性，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观点，可以说是深得孙子将之“五德”的“勇”的精髓。
 
E：“五德”之严“严”作为五德的最后一德，当指纪律严明。王皙曾说：“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用法令来约束官员和百姓，赏罚分明，那么国君必无威信；一支军队，如果不能用纪律来约束部下和士兵，那么必然军纪松懈，部队难以指挥。要想国君拥有威严，就必须赏罚有信；要想军令得以推行，就必须令行禁止。
 
东汉光武帝刘秀做大司马时，有一回其府中的家奴犯了军法，被军市令祭遵拿下法办了。刘秀一时很生气，命令部下将祭遵关了起来。主簿陈副知道了，便规劝刘秀道：“主公一向希望能够军容整肃，纪律严明，现在祭遵依法办事，正是遵行军令的表现，您应当表彰他才对，怎么反要治他的罪呢？”刘秀听了这话猛然醒悟过来，立即传令赦免了祭遵，还提拔他升任刺奸将军一职，并对军官们说：“你们要多避让祭遵啊！我府中的家奴犯了法，他尚且敢依法将其斩杀，可见他是个严格按照法律来执行的人，如果你们也犯了事，我敢肯定他不会对你们有任何偏袒，你们千万要注意啊。”祭遵不因顶头上司的家奴犯法就徇情，正是具有为将之“严”。也只有这种人，才能对违反法令制度的人严惩不贷，从而确保法的威严。
 
卫国卫平侯去世，其子嗣君即位。当时卫国有个苦役犯逃到魏国，因为医术高明，替魏国王后治好了病，受到魏王的嘉奖。卫嗣君听说后，要求用五十镒金子把他买回来，经过多次交涉，魏国仍是不给。卫嗣君便打算拿左氏城去换取。左右侍臣劝谏道：“用一个城去买回一个逃犯，这值得吗？”卫嗣君回答道：“值啊！治理国家可不能忽略小事，要不就会出大乱子。如果法度建立而得不到执行，当杀的不杀，那即使有十个左氏城，也是无用的。能使法度严明，违法必究，即使因此失去十个左氏城，也不是什么损失。”后来魏王听说这件事，感叹说：“一个国君的愿望，如果得不到满足，那恐怕会不吉利。”于是派人用车把逃犯送回卫国，却未取丝毫报偿。卫嗣君宁可失去一个城也不愿让法律得不到执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懂得“严”之重要性的国君了。
 
历史上著名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为韩昭侯变法，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因此受到韩昭侯的赏识。申不害想给他的堂兄弄个官当当，于是请求韩昭侯，却被韩昭侯当面拒绝了，申不害很不高兴。韩昭侯就对他说：“我之所以向你请教，就是想要依法治理好国家。你曾经开导我要按功劳的高低来封赏等级，现在你却有私人的请求，我是批准你的私请来破坏你创设的法度，还是推行你的法度而拒绝你的私请？我该选择哪一种意见呢？”申不害便离开了自己正式居室，另居别处，然后诚恳地向韩昭侯请罪说：“您能坚持论功行赏，真是我企望效力的贤明君主啊！”韩昭侯不以申不害是他的功臣，就批准他的不合法度的私请，这就具备了“五德”之一的“严”的标准。
 
F：结语：当战争伊始，比较对垒双方将帅的才干，实际上就是主要从“智、信、仁、勇、严”这五个方面着手。汉高祖刘邦命大将韩信讨伐魏国时，向属下咨询魏国大将柏直的情况，熟悉柏直的手下谋士分析说：“和韩信相比，柏直就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他哪里会是韩信的对手呢？”可见将之“五德”，能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败。一个优秀的将帅，首先必须是“五德”俱备之士。只有“智不可乱，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惧，严不可犯”，全此五才，然后方可为大将。但除“五德”之外，孙子认为将帅还另有五种绝对不能犯有的弱点，“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使军队覆亡，将帅被杀的，必然是由于将帅性格上的这五种缺陷所导致。
 

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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