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是罪的专栏

第一篇说不是罪的专栏:神的箴言 | 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

21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
22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
23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於那用舌头谄媚人的。
24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
25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
26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
27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佯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
28恶人兴起，人就躲藏；恶人败亡，义人增多。
马太·亨利牧师注释基督指出，认为不必供奉父母的子女是荒谬邪恶的人（马太福音15：5），同样所罗门在这里也指出他们的荒谬和邪恶。这些人抢夺父母，无论是明抢还是暗偷，无论是骗取还是威吓，他们挥霍父母的所有，负债却要父母替他们还（这与抢夺没什么区别），且以为这些都不是罪。
 
1. 不孝之子常常对这些事不以为然；他们说，“这不是罪，因为这迟早是我们的，父母还不如现在就给我们，我们用得上。光靠父母给的那点钱，我们不能过绅士般的日子，太拮据了。”他们试图用这些理由躲避罪恶感。
 
但是，2. 无论这没有约束的少年人如何轻看，这实在是大罪；这样的人就是与强盗同类，无异于路上的强盗。抢夺自己父母的人，还会忌惮什么恶呢？

第二篇说不是罪的专栏:青弘专栏//命运说

以张璁《李月川先公墓记》为引
臆谈风流才子唐伯虎和一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命运”
明朝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张阁老”张璁（孚敬），曾为先祖月川公先君写过一篇墓志曰《李月川先公墓记》：
 
誾庵李公讳钧，孚敬从姑辟也。以李子阶官南京刑部署员外主事，赠今职。公纯厚简默，为乡之善人。与孚敬先君少师守庵公最相姻契。又孚敬少从员外君学举子业，誾庵公先人葬乡之姚岙，游僧尝据其兆以为佛居，时员外君未第，亦莫之如何。孚敬尝问故于守庵公，曰：“僧徒为李氏祸也，非一世矣！李氏某世祖某公临穴，僧徒卧圹中，弗克葬焉。僧徒为李氏祸也，非一世矣！”迨余闻之乡论，李氏先世以葬在空山中，尝作草庐，属老仆李永兴者居守焉。仆好佛，外交游僧，草庐一变为香火院，而李氏莫知所防也。已而，游僧渐集，修斋习定，香火院一变为龙潭寺，缘旧名以为新刹，而李氏益莫知所御也。弘治己未，誾庵公祔葬，但因旁麓而已。韩子曰：“人其人，庐其居，火其书。”今异端反为害如此，此余窃深为世道叹也！
正德辛未，员外君登进士。戊寅，孚敬亦卜兹岙建今敕赐贞义书院西堂，得屡谒誾庵公墓，为之愀然。明年己卯，员外君以南京主事归展墓，憩堂中，痛忆先君之祸。孚敬曰：“先世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君，君盍图之？不然，李氏子孙能无忧乎？”员外矍然，始谋白于余，相龙潭旧址而重构之，迁徙之，而僧徒散焉。凡乡之善人，靡不喜李氏之治异端，迄今而其害散已也；靡不喜李氏积善之家，迄今而有余庆也。兹恭遇圣天子在上，敕天下有司道化僧徒归正，较多寡之数，以上下其绩，百凡莫不祗承德意，以共成于变之化，正所谓“人其人，庐其居，火其书”，韩子能言之，今余何幸身亲见之也。此又非特李氏一家之幸而已，实天下正人君子之幸也。
誾庵公潜善，余不遑备述，而此实系李氏兴复之故，关世道之大者，故特书之，俾李氏子孙观焉。誾庵公与余守庵公九原有知，亦必相庆，则孚敬之心庶几少尽矣乎！作墓记。
 
文中记载：孚敬尝问故于守庵公，曰：“僧徒为李氏祸也，非一世矣！李氏某世祖某公临穴，僧徒卧圹中，弗克葬焉。僧徒为李氏祸也，非一世矣！”又写道：“李氏先世以葬在空山中，尝作草庐，属老仆李永兴者居守焉。仆好佛，外交游僧，草庐一变为香火院，而李氏莫知所防也。已而，游僧渐集，修斋习定，香火院一变为龙潭寺，缘旧名以为新刹，而李氏益莫知所御也。”
 
（李月川墓遗址改建：玄真道观）
（李月川墓道门遗址）
（李月川墓遗址文物）
天意安排祖坟被易建为龙潭寺，几经历史演变而今却化身为玄真道观，小子以为，并非张璁所言之祸。大明王朝是一个“末法”时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有太平盛世，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宗教信仰和氛围。当时张璁写此为“祸”，也无可批判。许是冥冥之中上天早已为小子埋下了佛缘善根。（在中国风水学里，祖坟与子孙的命运是有着息息相关的）路漫漫兮，漂泊四方，回首十年浪迹，一路挂单名川庙宇……吃庙里，住寺里，试问哪来的福份善根？今读张璁《李月川先公墓记》，或可阐释鄙人为何天性喜欢佛、道之学，并流连寺庙、道观，谜底就在此中吧？若不是先祖在五百年前，为我这个命中注定“离祖出家”的子孙栽培了这么一个天大的因缘，真不知这十年来要在路上死多少回？世人往往是当局者迷，我执炽盛，何以观五百年的命运轮回？何以知“僧”所为？又何以知其因果？李氏后人若得大智慧，应当怀着为人处世“吃亏是福”之心，不计得失，随顺天意，接受一切幸或不幸之遭遇。所以小子以为，我李氏祖公献墓地建寺庙，乃是大功德，无量福田利益后世子孙。
张璁在文中开篇便阐述与我李氏家族乃是姑表亲戚，而且相交几代，来往关系亲密。交代自己还是鄙人先祖李月川公的学生，而且还是入门弟子。张璁比阳明君小三岁，相交甚好。《明史》记载阳明之起，是张璁等人所推荐。张璁参与“大礼议”之争提出的“圣人缘人情以制礼”理念，与阳明君的思想契合。即便如此，我心依旧偏爱阳明君。先生虽处处受打压，没能成为国家尖端集团中的一员，但未尝不是好事。先生寻心中道义致良知而度此人生，面临内忧外困的时势，为黎民百姓独撑危局。历经百死千难，龙场驿顿悟后循序渐悟，跳出俗尘的捆绑，最终以“此心光明”磊落脱身，布道人间，教泽万民苍生。
试问大明王朝是个什么社会？一个个都是奇葩皇帝，玩的都是心跳和任性。武宗朱厚照甚至昏庸到何地步：正德九年，宁王把很多烟花送进宫，供他玩乐。一日，烟花爆炸，烧了乾清宫，皇帝居然拍手欢舞说好一盆大烟火呀！奇哉！朱厚照荒淫无道，朱厚熜上演“大礼议”事件。与此同时，宦官乱政，匪患四起，宁王叛变，普天造反，时势艰难，国运悲催。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下哪来的宗教信仰？唯有阳明君的“良知之教”普渡众生。先生在龙场悟道，得出心即理，心外无物之学；宸濠之乱和忠泰之难后，悟出良知之教，使心学得到归宿和升华；于平广西匪患前夕，在天泉桥上留下四句教。五百年之后，我们回顾他这一生，这种种境遇是否都是他命定的定数？都说人有“命运”，国有“国运”，有信者，有不信者。那么请问何为命运？
 
（此牌坊名进士坊为月川先公所建。原在蓝田，巳丑岁李氏族人移于蟾钟李氏宗祠重建）
命运，是指事物由定数与变数组合进行的一种模式。命为定数，指某个特定对象；运为变数，指时空转化。命者，先天所赋的本性；运者，指人生各阶段的穷通变化。命论终生，运在一时。命与运组合在一起，即是某个特定对象于时空转化的过程。今便以先祖月川公为引，由阳明君的人生入笔，戏说一番“命运”。
 
（李阶诗文辑存）李钟年主编
从阳明君年谱来看，先生儿时便立下“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年少煞费苦心学习军事，用枣核布兵排阵。十五岁跨马仗剑，挺身出塞，访寻山川地理，在军事上用心良久。阳明君这一生都怀着保家卫国之梦，期待有朝一日能带兵打战，建功立业，戎马一生。先生经历三次会试，终于在弘治十二年高中二甲第七名进士。可是他命运多桀，意气风发青春壮年的时光，根本没有机会大展身手。一片赤心报国，可叹朝廷不用他，还将他流放龙场驿。直到正德十一年（1516）秋，兵部尚书王琼举荐阳明君，命他为南赣汀漳巡抚，剿匪之任。时年四十又六的阳明君，已经荒废了大半个人生，命中注定的阳寿只剩十余年！即便如此，他儿时埋下的“心念”，总是要萌发，他这心里期盼的事，有生之年总会有机会去做。
命运，是一支神奇的笔，它撰写着每个人不同的人生。据史料记载，唐伯虎与阳明君在命运的时空中曾有过交集，那么人与人的际遇是否也是天定的命数？他二人的命途颇有相似之处：风流才子唐伯虎，号称神童，吴中四大才子之一。十六岁时是当地第一名秀才，乡试又是第一名。心学宗师王阳明，五岁不言，十三岁散母……他俩一个是影响中国文艺史的大咖，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大放异彩。虽然他们行走的方向不同，但是他们的命运有着百般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在坎坷之中蜕变而出，风雨造就人生，殊途同归。他们二人取得人生关键突破的一点相似之处便是对佛学的参悟和痴迷：先生在去往龙场驿，遭锦衣卫追杀，得以逃生之际，而唐伯虎到了人生困顿，极尽潦倒之时，二人的处境都到了万念俱灰，了无生路的情况下佛学给予了他们唯一的“光芒”和“希望”，参悟“佛学”使他们最终突破了人生境界。唐伯虎后来号称六如居士，写下《言志》一诗曰：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自负的唐伯虎一生多磨，和王阳明一样纠结在官场，只不过他的厄运来的要早一些，他命里所发生的事也更奇葩一些。
 
唐伯虎与阳明君在弘治十二年（1499）会试时相逢，然而这次的会试注定是一场不凡的历史事件，也是唐伯虎人生中命定的最大的厄运：给事中华昶弹劾主考官程敏政泄题，唐伯虎被陷害卷入会试泄题一案，被罚终生不得参与科举考试，只能在衙署中为吏。此事件成为明史上著名的一个疑案，唐伯虎因此名声扫地，众叛亲离。于是乎，他花了十年时间游历名山大川，把胸中那股孤愤之气，化入笔端，注入诗词和书画，在困境中，突破艺术境界。红尘滚滚，十年命运翻天覆地，唐伯虎走到了家道败落，穷困潦倒的地步，回到苏州老家，靠朋友接济和贱卖字画为生，满腹才学却无用武之地。但他命中注定是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奇迹，他的人生遭遇，促使了他在艺术上非凡的成就。我们做为后人，看他的一生，难道一切都不是命？不是运吗？
 
命运是一条很神奇的绳索，它把阳明君和唐伯虎二人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又绑在了一起。自弘治十二年王阳明与唐伯虎在会试中相逢，在他们的人生中注定还要来一次惊天动地的邂逅。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奉旨抵达江西，出任南赣巡抚。他们再一次因为南昌城里的一个人，纠结在了一处，那么这个人是谁？
 
落户江西南昌的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玄孙宁王朱宸濠，此人被江湖术士李自然忽悠，辇白金巨万，遍赂朝贵。拉拢武宗朱厚照眼前的红人兵部尚书陆完、幸臣（太监养子）钱宁、伶人（戏子）臧贤等人。还访贤求士，四处招揽人才，纳江湖匪类，暗藏私人武装。府中收容刘养正、李士实等谋士，还蓄养地痞流氓，野心勃勃，等待时机举事造反。
 
王阳明与张璁书信
放荡不羁、狷介高格的唐伯虎，生活极尽窘迫潦倒，落难江湖，于是也被宁王重金拜请入府，请他教娄妃（娄谅之女）作画。正德九年（1514），正在蓄势待发的宁王，被唐伯虎看出端倪，识破玄机，但唐伯虎已然身陷桎梏，置身险境。此时此刻，想要全身而退必定要有非凡的智慧和手段，于是他经常酒后装疯，在南昌大街裸奔，以此行为艺术来丢宁王的脸，逼迫宁王让他退出是非之地。密谋起兵的朱宸濠，在大明王朝这个历史舞台上与王阳明碰撞出那般惊心动魄的故事，竟然与唐伯虎也有这么一段精彩花絮。叹……
 
王阳明几经打压，人生境界不断上升，在天宽地阔之中逍遥游。当他来到江西平匪之时，敏锐的感知到宁王的不臣之心。于是会见时任江西巡抚的同乡孙燧，得知江西副使胡世宁上书秘告朱宸濠谋反，被陷害入狱。胡世宁、孙燧与王阳明乃是同届浙江乡试。据说乡试前一晚，考场出现异象，发出轰隆隆巨响，百姓们闻声，纷纷来看热闹。只见两个巨人升起，耸立在云端，半晌时间，二巨人破语道：三人好作事！此记载是否有神话的成分？且不做分析论断。虽然后来，他们三人共同面对宁王叛乱，一举歼灭宁王。请问，他们的人生，是否都是命运的安排？《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宸濠之变，第一个检举揭发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是胡世宁，然而孙燧忠心报国死在宁王之难，最终则是阳明君平灭了宁王之乱。请问人的生死祸福是否早已注定？那么我们该如何正视“命运”之说？
 
小子以为，命运之事毋须执著，一切命运的归宿无非都是心念使然，当知命自我立也。佛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面对人生，大可不必去计较过去，也不必去担忧未来。当我们回首，发生的一切、经历的一切，已然成为过去，成为“命运”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准则？
 
《地藏菩萨本愿经》云：“南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所以人不能生恶念，一旦恶的种子埋下，则后患无穷。阳明君历尽种种磨难：被杖责，被关诏狱，被锦衣卫追杀，险入虎口，落难贵州龙场。及后知庐陵，到南赣平匪……一路走来，先生在人生最极端的困境，绝境的边缘，在石棺之内，在天打雷劈的黑夜，大彻大悟，天地为之动摇，破其困局。阳明君提倡“事上炼”、“知行合一”，说明心学是追求行动力和执行力的，并不是其他学派所诋毁的：心学只是空谈理论。先生提出“善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格物的方法论。可见阳明君所言“知善知恶”，并非世俗之标准，而是以良知为最高的指引，此乃是人生大智慧，这种以“良知”为标准的价值观，极大的影响人心，教化社会风气。
 
五百年前尽出绝世奇才！或许可以拜阅明代袁了凡所著训子善书《了凡四训》一睹“命运”之传奇，从中找寻“命自我立，福自己修”的思想。而阳明君所写《教条示龙场诸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开篇先生便道：“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可见一切祸福休咎皆可掌握，行善则积福，作恶则招祸。”先生以“吾性本自明也”现身说法，贯通儒、释、道三学思想以自身经历开化后人，鼓励向善立身，慎独立品，远避祸殃。
 
人生一世，如草木一秋，其实无需计较个人的境遇和生死。我们应该在意的是自己的心，自己的言行举止（德行）。在历史的潮流里，一个人又能掀起多大的浪？在时光的瀚海中，每个人都只是一个梦幻泡影罢了！人生苦短，这一生再苦，又能有多苦？苦多久？人生在世受再大的委屈，又能何奈？历史是一面明镜，会分辨真伪和是非。不忘其念，跟随内心而前行，以“致良知”为内心的最高指引，处理我与他人，我与社会，我与族群的相处之道，把握好我与我的相处之道，就是把握命运。先生说，常快活是真功夫。
 
命运之事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以时间为函数的人生曲线，其命局与运局，构成了每个人人生路上的宏伟基石，这应该也是一种哲学，俗称“命运”。一切尚未发生之事，都是未知数，一切过去发生的已然发生，也无法更改，但是未来究竟如何？且看各人修为。众生且行且珍重，好自为之。愿众善诸生以此心光明致良知！
 
诗曰：
乾坤堪可破，
三界已知空。
万象谁为主？
了然在胸中！
 

第三篇说不是罪的专栏:“网上捉奸”和“道德狂欢”很有意思吗？｜何怀宏专栏

凤凰读书 何怀宏 专栏
图：电影《搜索》剧照
明星们出轨、闹绯闻的事情似乎特别受到关注。这些下身的事情自有其身边的人关心，也需要有社会舆论的一定监督与讨论，但我们需要的看来并不是这种道德上居高临下的杀伐。此外，人们最热衷的这些问题是道德的重大问题吗？公共的事务是否引起了我们足够的关注？
专栏何怀宏中国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国度
——有感于最近的一些明星绯闻事件
中国看来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国度。我们的道德高尚尤其鲜明和强烈地表现在对犯错者、犯罪者的口诛笔伐上。
据有人说，中国人最热衷于“网上捉奸”，一是“汉奸”，一是“通奸”。某些爆料因此常常变成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犯错者“一失足者成千古恨”，马上被斥为“人渣”、“垃圾”，把她（他）的所有方面都给否了，把她（他）以前所有的成绩也都给否了。对犯罪者，也不管他是不是罪已至死，动辄要“先杀了再说”，甚至“杀他全家”、“碎尸万段”。
甚至有时对无辜者，也是先来一番道德轰炸，事情还没有太弄明白，就扑上去了，然后突然剧情反转，发现攻击错了。这还是反转了的，也真不知道还有没有，或者有多少被攻击者百口莫辩，真相全被口水淹没的网络讨伐事件。
如果人们就是喜欢关注娱乐明星，她（他）们出了点什么糗事、丑事，娱乐娱乐也好，或者说娱乐娱乐就好。有些包含讥刺和调侃的幽默段子还是很有意思的，而某些基于“注目经济”的娱乐明星也的确需要付出某些代价——你不能说你成天想出名，但却只许出“好名”；成天想引人注目，但却只许注意我的某些方面。职业的光鲜和隐私的暴露往往如影随形。红地毯会抢拍，幽会屋也会偷拍。“狗仔”永远不会在世界上绝迹，因为想看他们拍的东西的人多了去了。
但是，总体而言，那种道德高调的、尤其是那些集中于语言杀伐的“道德狂欢”很有意思吗？
任何一个体育或娱乐大明星的绯闻今天都可能在网上激起莫大的兴奋，这种兴奋就潜藏在“凛然大义”的激动之后。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这样的攻击对象，一些人或许就要感到寂寞了，甚至不知道做什么好了。但我好奇，我们指望过明星们做我们全社会道德高尚的榜样吗？他们能起这种表率作用吗？如果说没有，或者说也不必如此，那么他们的犯错值得我们如此痛心和痛斥吗？
明星们出轨、闹绯闻的事情似乎特别受到关注。这些下身的事情自有其身边的人关心，也需要有社会舆论的一定监督与讨论，但我们需要的看来并不是这种道德上居高临下的杀伐。此外，人们最热衷的这些问题是道德的重大问题吗？公共的事务是否引起了我们足够的关注？我们的社会和制度还有那些必须改进的地方和必须医治的痼疾？一个将影响千百万人的政策出来，是否能经过反复的公共讨论和论辩？虽然有时是有些外部原因使我们不能充分地关注最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将目前热衷的问题放在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以免渐渐养成习惯，使真正重要的道德问题在有机会的时候，或者说可以争取机会的时候不至于习惯性地被轻视或被忽视。罗尔斯将正义原则规范的问题主要限定在政治领域内讨论有他的道理。
另外还有人性的问题，宽容的问题，这也是真正需要多多讨论的道德问题。道德应当基本上基于人性，至少不严重地违拗人性，尤其社会规范的道德而非个人追求的道德。而宽容应当是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基本德性之一。
如果我们反省自己的过往行为，就同样可能发现许多对不起别人的地方，更不要说反省我们的内心——我们自己有多少没有机会实现、或者被自己适时地压制住了的私心杂念以至损人恶念？我的确希望一些“大义凛然”的人们也能有一点换位思考：如果你也有很高的权力、或者很大的财富、很显著的名声。金钱的各种机会如水一般到处涌现和环伺着你，美女或美男也如云一般地到处围绕和环伺着你；如果你甚至不要发话，只要默许，只要不强力与反复地拒绝，这些财色就会滚滚向你涌来。你能够始终做到洁身自好，一尘不染吗？
对他人的宽容正是来自这种自我反省的精神。
柏拉图《理想国》中有一个著名的“隐身人”的隐喻，如果将一个人置身于这样一个环境和地位：即如果他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受罚，甚至不会被看见，这样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中会做些什么？他能否持久地经受住考验，坚持一生都不做侵犯他人的坏事？结论是几乎没有人能够经受得这种考验。
这并不是说不要努力洁身自好，但仅仅强调这些道德的自我约束对大多数人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制度的强力约束——这是基于对人性的恰如其分的估计。所以，制度的改进是更重要的，我们的舆论的监督需要更多地用力在这更重要的方面，它自身的方式方法也需要有诸多改进的地方。
有一些普遍的“人性的弱点”，也有一些稍稍特殊的“男人的弱点”或“女人的弱点”，这些弱点其实都普遍地、虽然也是程度不同地潜存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古代的有些宗教圣徒看来，连婚姻也是一种对灵魂和纯洁生活的亵渎，更不要说出轨通奸了。但更多的圣徒、修士还是把这看作是对“人性的弱点”的必要妥协。他们自己可以不结婚，但不会反对其他人结婚。
今天的一些圣洁的人们也往往承担着极难的善行义举，比如在事业前程辉煌之际却改行到非洲直接为病人服务的史怀哲；比如终身卑微地为最穷苦的人服务的德兰修女。但你看过她（他）们因此经常去谴责别人吗？她（他）们深知：在行善的方面，与其化许多时间去谴责别人，不如自己去做些实事。而我们大多数人的确不会是圣人，乃至也不想成为圣人。即便如此，在个人慈善和救助的领域，也还有许多看似微小的事情可做。而对真正的大奸大恶，也还需要在狭路相逢的时候挺身而出。
而有些个人或家庭出现的道德问题其实最好还是主要由当事人自己去处理，这样或许也还有一些缓解或挽回的可能。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即便受害的当事人都表示原谅有过错的一方，我们的道德群众也“绝不原谅”，“绝不答应”。他们甚至转而攻击受害者。他们要当别人的家，要为别人来主持正义，要为社会来坚守所谓的“道德高地”，虽然他们也经常只是“地命海心”。
是的，我们的祖先也是重视道德的，也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但是，这种很高的道德要求只是对少数人提出的：你想进入士人君子的阶层吗？或者俗一点说，你想做官吗？那么，对不起，你在道德上的自我要求应当超过对老百姓的要求。儒家的“希圣希贤”之学只是“为己之学”，是自愿进入这一阶层的少数人的学问，他们并没有想在全社会、对全民提出这样的要求。
当然，现在是走向平等的社会了，虽然儒家的志在高尚的精神不可丢弃，但社会规范不可能照搬一个等级社会的规范，不能将过去只是要求上层的高规范、高要求普遍地应用于全社会，更不能只应用于下层。
我并不想为犯错者，更不要说为犯罪者辩护，错就是错，罪更是罪。但是，我担心这样一种高调和蜂拥的“道德气氛”并不会使我们的道德舆论场——更不要说道德的实践领域了——一天天地好起来，而倒是有可能一天天地糟下去。我们也许永远不缺道德义愤，也永远不缺道德高论，但会不会也正是因此，我们永远没有切实的道德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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