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文的自觉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自觉意识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48-03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鲁迅在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①因为从曹丕开始，“追求文辞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思的过程，文笔的区别，文理的探求，文作的详义，以及文集的汇纂，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②这一时期，以曹丕《典论论文》为首的文学批评专著的诞生，标志着我国肇始于先秦的文学批评已进入自觉的时代，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自觉的文学批评意识。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出现繁荣局面的主要原因
　　（一）文学自身的发展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变革
　　这一时期的文学评论是在先秦两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但先秦两汉时期，没有专门论及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著作，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大体沿袭汉儒论诗的“诗教观”，即所谓文学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工具。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开始摆脱两汉的儒家“诗教观”的束缚，涉及到了文学的地位、文学的风格特征及其与作家才性的关系，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文学创作与时代关系、文学的文体特点，文学批评与批评的原则、方法、态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使文学逐渐独立于经史之外，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而《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文选》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专著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二）险恶的政治现实和活跃的时代思潮在互相矛盾又互相推动的特殊背景下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
　　汉末黄巾起义，不仅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同时也动摇了两汉数百年间儒学一尊的地位。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与紊乱崩溃的纲纪，要重新恢复安宁稳定的秩序，新的地主阶级统治者必须寻找一种更为切实、更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汉末乘时而起的曹操提倡法治，用人唯才，“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求逸才令》）之人皆用。同时，作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的这些措施又加速了儒学的衰落。儒学一尊的地位一旦打破，人的思想一旦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各种“异端”思想便流行起来。鲁迅即说这时“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活跃通脱的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
　　魏晋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险恶的政治环境，迫使文人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杨修、孔融的被杀，使文人“噤若寒蝉”；嵇康虽然小心谨慎，也未逃脱被杀的下场；阮籍一生看似洒脱，实则只是明哲保身。汉魏道学、佛学的广泛传播和晋代玄学的盛行，都是当时文人思想变化的社会表现形式。知识分子不敢妄言政治，只能致力于探讨道学、佛学、玄学和文学。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对人的品藻正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但它不再是汉末对人的道德、操守、气节等的品评，而是对人的才情、气质、格调等内在精神的品评，这种人伦品藻对品评文学作品起了催化作用，也直接影响了文学批评的发展。
　　（三）曹氏父子的推动作用
　　汉末社会动乱，文士颠沛流离，分散各地，是曹操将他们搜罗到自己的身边，从而形成了文人集团。如徐干、刘桢、杨修、陈琳、应、王粲等，无不是在他的感召与延揽下走到邺城的。曹操在鼓励文人为他效力的同时，还勉励他们努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并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邺下文人彬彬之盛的创作局面的形成，和曹操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大批文人都在曹氏集团追求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观自然会受曹氏父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恰好契合了当时文学品评的思想潮流，从而对整个社会的文学观念、创作风气都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自觉意识的表现
　　（一）“知音”的呼吁
　　先秦两汉之际把文学视为文化现象，批评所注目的是文本的社会意义、文本与社会的关系。汉魏时期才性论批评出现，批评者与作者的关系便显得突出。同一作家的作品可以为甲欣赏而为乙所不满，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沉埋，而在另一段时间内流行，这就是作家作品能否遇到知音的问题。知音问题是启导人们思考批评方法的重要契机。
　　“知音”一词首见于《礼记乐记》：“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汉末魏初士人们进行文学创作的自觉性已相当高，独立的文学观念更明确，人们以善写文章为荣，相互间的品评大量出现，而品评中随意褒贬、无所准的现象也多了起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先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所谓“文人相轻”，并不是说比之社会上各界人物文人的品行特别差，而是由于文学批评的复杂性造成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而各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对于不擅长的文体、对不同的创作风格缺乏理解，于是必然造成“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现象，相互间缺乏“知音”。
　　作家相互间的品评是汉魏之际文学批评有长足进展的重要原因。曹植《与杨德祖书》谈及当时文人间的评议：“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这是曹丕所说的“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又云：“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曹植对相互间的评议十分认真，毫无虚假的敷衍，认为如果称赞了不该称赞的文章，实际上等于贬低了自己。此外他们还指摘利病，相互修改文章。 　　曹丕、曹植都是从创作者角度切入文学批评，故强调批评者暗于自见，不能正确对待他人，于是造成不知音的现象。晋代葛洪则有所不同，葛洪是从文艺欣赏角度切入文学批评的。他强调艺术作品之美有不同层次，悦目适心的俗乐因近乎人情，易于得到人们的欣赏；而高雅深沉的曲调，便鲜有知其美者。
　　（二）批评家的自觉
　　批评家的自觉在文论发展的前阶段主要表现为意图超越一般作者的身份。超越一般读者的身份，克服其主观性、片面性、随意性，而追求一客观的、稳定的、可操作的批评标准。这在曹丕《典论论文》中已有所表现。文章一开头就提出“文人相轻”的问题，表明他有意识要超越一般写作者的身份。在此不妨分析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著述的写作状况，大约有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谈及有关创作的事宜。如傅玄《七谟序》《连珠序》，都在序中写明文体的渊源、风格特征，以至涉及对同一体裁前人作品的评价，其目的是说明所作的文章，其体裁是规范的、雅正的，若有所创新，也是合理的。又如张华《鹪鹩赋》云：“夫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赋之云尔。”表明作赋有所寄托。庾亮《感物赋》：“辞存丽而去秽，旨既雅而能通。”对赋体的文辞与意旨提出自己的理想标准。此外，如陆云《与兄平原书》数十通，讨论面甚广，涉及写作中题材的选定、作品的修改、风格的要求等等，也都是创作前后的零星感想，并无作文学批评的主观意图。
　　其二，作家指导写作。如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目自序》：“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王微《与从弟僧绰书》：“且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荡无味。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张融《门律自序》：“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这些都是以文章家的身份教育子弟如何写文章，主要是谈个人创作的心得体会。其他如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王筠《与诸儿书》等也属这一类。
　　其三，作家总结写作的规律、原理。如陆机的《文赋》，沈约的声律论。前一类只是作家本人写作的体会，此则是总结大量文学现象后深入思索，所得出的规律性的结论，其理论性显然地较前一类为高。陆机之作《文赋》，自叙大旨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得其用心，夫放心遣辞，良多变矣，妍嗤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其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可见陆机一直在认真地探索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过程及创作成就，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进行分析，这样才完成了由作家之谈个人体会到批评家之论创作的超越。
　　其四，文坛领袖总括地评价作家作品，并规范创作风尚，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的中心在上层贵族，文坛领袖往往由皇室的好文者承担。曹丕历评建安诸子，提出“审己度人”，不要“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批评原则，及诗赋等四种文体不同的批评标准，可谓首开此风。其后萧梁时期萧统兄弟诸人最为突出，由于萧氏兄弟的特殊地位及其本人对文学的爱好与擅长，促成了他们对文学批评的重视，意图确立准则，历评诸家，借以引导文学创作的风尚。
　　其五，子、史著作家评述文学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子、史著作在文学批评史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因为前此的先秦两汉时期文与史融而未分，其时的子、史著作偶然论文，文的概念是极宽泛的。如《淮南子》对审美有许多极精僻的见解，都是针对音乐谈的，并非直接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文、笔区分的讨论，人们的文学观念越来越明确，因此子、史著作论及文学时内涵都比较清楚，均为直接的文学批评。而比之于一般作家论文，他们的态度又是客观的，即超越了作家个人之谈心得体会，超越了一般读者谈阅读感受，能统观全局，纵览古今，进行分析评价，因而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其六，批评家的专著。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以及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称之为批评家，因为他们的著作是对文学现象进行全面思考、研究后产生的，而不是作家或读者的随感。而且他们的著作不涉及其他，只专注于文学或文学的某一方面，因而与子学家、史学家因广泛研究社会、历史现象而涉及文学有不同。而且他们不具有如曹丕或萧氏兄弟那样王者之尊的地位，能居高临下地俯视文坛，他们只是文坛中的普通成员，因喜爱文学而评论文学，并以之为进行文学批评的首要目的。
　　以上六种类型大致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疏离了教化论批评之后，文学批评如何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的过程。
　　（三）批评方法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方法的自觉主要表现为对某种批评规范的追求，这与当时批评家的自觉是一致的。批评家的自觉要克服以一般作者或读者的身份进行品评的片面性与随意性，也必然地追求某种规范的批评准则。
　　对方法的认识或追求，魏晋与两汉不同。两汉论文大多是在儒家诗经学的基础上展开，其批评的准则是明确的，即风雅比兴之旨，委婉讽谕之义。因此其方法必然是“依经立义”，即按照儒家的伦理教化观念进行价值判断。譬如评《离骚》、评汉赋，均是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以才性论为本，核心问题是指导创作，品藻优劣。一方面肯定“文以气为主”，“各师成心，其异如面”风格不妨多种多样；一方面又必须提倡某种规范，使创作和品鉴都能有所准的。
　　研究创作的规范是文学批评的创作论，研究品鉴的规范则是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创作论中有批评方法，但这类批评方法比较隐蔽，古人虽加应用，却往往没有明确的意识。品鉴论则不同，如文人相轻、是古非今、信口雌黄等现象均属品鉴，其弊端，人们早已觉察。因此，品鉴的方法论最早为人们认识，自曹丕起，葛洪、萧纲、萧绎、钟嵘等无不加以讨论。而对这二者进行全面总结的则是刘勰。他对前人论文之作都表示不满，整部《文心雕龙》是一文章学的著作，以创作论为主线，其他作家作品的评价、品藻均为其论述创作服务，最终则确立一完整的创作方法的规范，以此指导文人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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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①②鲁迅全集（第3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382.
　　参考文献：
　　〔1〕王艳中.中国古代文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社，2009.
　　〔2〕丁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M].岳麓书社，2010.
　　〔3〕李小红.魏晋作家创作心态研究[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张海鹏）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二:“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

鲁迅论“魏晋文学自觉”，指出其关键乃世情的变化促使思想的新变，遂引起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其优点是自尊、自我觉醒，其缺点则是消极避世。曹操提倡通脱，打破东汉经学之桎梏以及党锢清流末派的固执，嵇康、阮籍之“师心”“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显然，鲁迅认为世情思想的演变、人之觉醒，乃文学自觉的动因。正因为关切世事，文学所承载的乃是世情、思想和个人情性及其生命体验：“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探源溯本，极为精当。
事实上，思想之活跃、人之价值之重视、精神之摆脱束缚而趋于自由，乃文学自觉之前提。人有性灵，自古而然，但此前往往湮灭于社会群体的状态之中，至此则超越社会群体的束缚而日趋独立、觉醒，重视个体生命意识。时世动荡，战乱相仍，人命危浅，被时代所裹挟，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与命运，直面惨淡的人生，也将目光内视，追求精神与心灵的自由与自足，乃使士人认识到个体生命的可贵、处于动荡时世的艰危与无奈。因觉醒、自尊而使生命过得精彩，服食求长生乃虚妄，纵情享乐为荒诞，如何超越限制而自致不朽？立德、立功，皆须依凭机遇和位势，非由自我所能掌控，唯有立言则可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获致，遂为人所青睐。因而，觉醒的个体生命意识，必然借助于文学艺术来表达。
文学自觉乃一个渐进的进程。以文字记述事件，表达思想与情性，进而描摹物象，传神写照，娱情悦性，经历了漫长的演进，日益积累了创作的经验与体会。从此，文学的表现内容扩大，文学性日趋明确、丰富。内容的扩大与丰富，不仅关注“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的自然景物之感发，而且关涉“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的广泛的人生悲欢离合。动荡社会中的民生百态，开始进入了建安、曹魏时代作家的视野，尽情展示时代乱离与悲苦人生，抒写个体命运的焦灼忧虑。汉代体物浏亮的大赋，难见个人情性，至此遂发生巨大的变化，王粲《登楼赋》、祢衡《鹦鹉赋》、向秀《思旧赋》以至其后的鲍照《芜城赋》、江淹《别赋》《恨赋》、庾信《哀江南赋》等，旨在表现个人悲苦以及对他人悲惨遭遇的感同身受，日趋多样和深切。即使实用文体，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酒德颂》等，亦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就文学性而论，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旨在强调作家才情、生命体验的独特性。陆机“诗缘情而绮靡”，明确主张诗歌应基于个人情感，而有“绮靡”之美。刘勰兼重“风骨”与“情采”，更是基于作家生命活力、体验、才情；“立文之道”有形文、声文、情文，特别彰显语言之美；“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于情性、风物之描摹、表现无疑大有裨益。
当然也应该认识到，所谓自觉之“文学”，乃中国传统泛文学观念，或称之为杂文学，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传统的四部分类，不能归入经、史、子三部者，皆归入集部。集者，杂也，故集部内容丰富、驳杂。《文心雕龙》通论八十二种文体，分为有韵之文、无韵之笔。萧统《文选》不录经、子、史之作，虽然被后世认为是以纯文学的准则选录，事实上却收录了大量的应用体文章。显然，文学自觉说，是不能仅仅以所谓纯文学的诗赋作为论析对象的。
文学自觉，指的是一种自觉之创作意识与状态，无关乎纯文学、杂文学的观念。为艺术而艺术，仅仅指作家看重艺术，借艺术（文学）表达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体验。魏晋张扬文学的个人情性表现、审美追求，打破寓训勉于文学的樊篱，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鲁迅论及《世说新语》等志人书有曰：“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彰显的仍是个体生命体验与情性、审美。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突出文章之价值，也强调文章可以使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以自我的努力，达到超越权势、生命局限的不朽。而这正可以视为文学自觉的宣言。由此，文学自觉，乃是魏晋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开启于建安时期，兴盛于曹魏、两晋，影响于南朝。因而，魏晋文学自觉正是对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高度概括，并且最终开启了唐代文学之雍容大雅和丰富多样。
有论者以为，文学自觉说是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形成的观点，其实，作为一代文学与思想的宗师，鲁迅有着自己的学术追求和考量，不会俯仰随人。当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风行之时，有人说鲁迅抄袭了盐谷温氏之言，引起鲁迅极大之愤慨，今天，如果力图指证鲁迅的魏晋文学自觉说来自于日本人铃木虎雄，也是不合适的。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三:魏晋时期十大狂炸天的文人们

在中国历史上，自太祖曹操提倡“尚通脱”（随便之意），废除固执习气，引入孔教以外的思想后，便开始慢慢影响到文坛。魏晋的文坛上渐渐产生大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书生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开启了“文学的自觉时代”。这种“离经叛道”，除了体现在文章上，还充分体现在魏晋文人的狂狷上。当然了，他们的狂并不是我们今日所说的狂，而是一种“越各教而任自然”的恃才傲物。下面让我细数一下狂人们的那些狂狷的小事吧：
10.祢衡
祢衡，史称此人“少有才辨，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这位汉末文人，其主要作品《鹦鹉赋》写得相当缛丽而轻清。要说才华，此人天赋极高，肚子多半是有点墨水的，有其狂的资本。然而，后人对他的作品倒是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反而对他的狂有着一定的印象。
据《后汉书》中记载，祢衡曾狂妄地吹嘘：“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岂与俗子共论乎！”这位斗胆与孔圣人、颜回比德的仁兄，狂炸天的事干的可不少：曾把年长自己二十岁的孔融称为“大儿子”，将杨修称为“小儿子”，并说京城其他人都庸庸碌碌，算不上什么；曾摆架子不肯拜见权臣曹操，自称狂疾；初见曹操，更加轻狂无礼，把文武百官称为奴才；还曾脱光衣裳，抡起鼓槌，将丞相曹操骂个狗血淋头……
最终，他也因为他的狂疾，得罪了黄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时年二十六，卒！不得不说，有狂（病），得治啊！
9.王子猷
说起这位魏晋名士，不得不谈到他显赫的家世。他爹王羲之是大书法家，他弟弟王献之是著名的书法家，而他也是专业的书法家。据记载，在他任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期间，桓问：“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可见，王子遒虽然当了“骑兵参军”的官，却对所司何职，战马多少匹之类的职权内问题一问三不知，还引用孔夫子的话来跟长官恶搞，口出狂言，可谓是狂人圈中的战斗机！
还有一次，顶头上司对王子猷说：“你到府中已经很久了，近日内应该处理政务了。”王子猷却不表示感谢也不回答，而是抬头望着对面的山，（假装四处看风景地）吟咏道：“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好一个其性放诞、目中无人的二百五，妥妥地上狂人榜！
8.孔融
既然前面已经提到过狂人祢衡，自然也要提一下他的忘年交孔融了。对滴，你没有看错，就是四岁让梨的那个孔融啊！这个大名士，无论从门阀地位，官僚职务，声名学问，都是当时举足轻重的。
也许正是因为他有了这样的资本，所以他自我严重膨胀，自以为“当时豪俊皆不能及”。最要命的是他没有很好地定位自己，自视过高，从不把曹阿瞒放在眼里，实行公开不与曹操合作的原则。
如果单单因为政治原因，公开不与曹操合作倒是可以理解，倒是可以说他有政治原则。但是他又偏偏不喜中庸避祸，狂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还总喜欢和曹操公开大唱反调，屡出妄言逆鳞。他曾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中引经据典，反复论证，从人情友道、宰相惜贤等方面讽谕曹操解救被孙权围困的盛孝章；曾当着曹操的面，卖弄聪明，讽刺其子曹丕纳袁熙妻为妾，比喻为“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又曾嘲弄曹操远征乌桓,可以把从前“肃慎氏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一并查究；还曾反对曹操禁酒，则发怪论说“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
呜呼！可怜曹操啊，有这样一个狂得要死的顶心杉。不过历史证明，那个狂得要死的孔融，不（终）幸（于）被积怨已久的曹操弄死了。性格决定命运，终究是“狂”字把他害死了。
7.刘伶
刘伶，竹林七贤之一，主要作品有《酒德颂》。这个靠喝酒独享大名的千古醉人，也是一个荒诞狂妄、放浪形骸的人。
据说在他任建威参军期间，他忽然来了兴（发）致（狂），居然在官邸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饮酒。好一个行为艺术狂人！当时，刚好有几个客人来访，真是不忍直视啊！他也不赶紧把衣服穿上，还继续光着身子喝喝喝。客人自然要讥笑他，他倒好，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天地就是我的房子，房子就是我的衣裤，你们进我的房子就是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谁让你们钻进来的？”
额滴神！天地就是他的房子……简直让我等地球人为之颤抖！此等狂人，我建议他考虑一下往房地产方向发展！
6.阮籍
阮籍，竹林七贤之一，著名的诗人。他的狂不是动辄口吐狂言，也不是动辄行为艺术的傻狂。他的狂，是看透政局却无力改变，只好将一腔热血转化成不拘礼节的生活态度。
据说这位仁兄是好酒之人，他家旁边就有一酒店。该酒店的女主人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媳妇。他常和王戎去吃酒，醉了就若无其事地在女主人旁睡觉。相似瓜田李下的事，他还干了不少。例如说他嫂子回娘家，他去看她，亲自给她道别等等，完全不避嫌。这档事别说古代了，单单是搁到今天，也会是引发无数人歪歪的梗啊！但是这个无视礼法，狂放不羁的人，只是淡淡地反问好事者：“礼法难道是为我这类人设的吗？”
还据说这位仁兄有个好本领，用眼睛当道具，用“青眼”“白眼”看人。对待讨厌的人，用白眼；对待喜欢的人，用青眼。在他母亲过世的时候，有个来吊唁的同事叫嵇喜，官位和名气都不小。他却看不起这个没有才气的人，始终表演他的特异功能——圆瞪着一双白眼看着嵇喜，表情木然。这段如果要转化成画面的话，我们可以自动脑补到《大话西游》中最后一幕，分明在高冷张狂地说：“那个人好像一条狗。”
5.吕安
吕安，魏晋的名士，是嵇康的好基友。为什么说他也是狂人呢？
因为他遵循了狂人的万用定律：除了自己，其他人都是俗人。
有次他十分想念嵇康，便到嵇家寻访。正巧嵇康不在家，嵇康的哥哥嵇喜出门迎接。是的，中枪的又是前文提到过的嵇喜！可是他也看不起嵇喜，连门槛都没有进，便要离开。走之前，还在大门上写下一个“凤”字。厚道的嵇喜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只因为字寓意着吉利的神鸟。其实吕安的真实之意，是在骂嵇喜是“凡鸟”，讥讽他俗不可耐。
什么仇什么怨啊？！全不讲情面，而且人家又没招他惹他，又是好友的兄长，真是中国版的《傲慢与偏见》啊！嵇喜也是够倒霉的，一下子遇到狂人界的两个名士。
4.何晏
何晏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曾与郑冲等共撰《论语集解》。钟嵘给他的诗有过不错的评价：“平叔鸿鹄之篇，风规见矣。”少年的他以才秀知名，深受曹操宠爱，后又娶了曹操女金乡公主。这样一个捧在掌心的才俊，难免恃宠生娇，难免染上当代流行的自恋狂症。
他曾经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他曰的一段翻译成大白话是：夏侯玄、司马师是能成事的人，但能成大事的人，却不是他俩，这个人我看不见他的脸，但现在能听到他说话。能把自己的才能跟能臣甚至跟神仙相比，夸上天了，还能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除何晏者，还有谁？若果说何晏不狂，那么世间还有狂人吗？
3.王澄
王澄，字平子，东晋名士。
由于当时王谢家族在晋朝可谓显赫，在家族的庇佑下，他自然也衍生出狂妄之气。他的狂，对比前面的那几位重量级的狂人，算不上惊世骇俗，顶多是算放浪形骸，旁若无人。
在他即将赴任往荆州出发时，王太尉以及各达官显贵为他送行。他反倒脱衣上树掏鹊巢、内衣挂树枝复脱，树下弄鹊。此一系列于情不合、于理不符、于境不容的行为对于各位同僚可谓狂妄至极。
2.嵇康
出身官宦人家的嵇康，擅长书法，工于草书，能文善画，养身术和理论也是相当了得。也许牛人骨子里都会有一股傲气吧，他浑身上下散发着不向权贵低头的狂。
当时的曹魏天下已经被司马懿父子蚕食架空，任中散大夫（约等于今天地司级干部）的嵇康居然跑去洛阳郊区打铁向司马氏做无声的抗议。这分明在说：“你们司马氏算老几，鸡鸣狗盗之辈！哥打不过你躲得过你吧！我有才我任性，我弃官归田！”
几年之后，嵇康在乡村打铁时，钟会带着大队人马来拜访他了。当时的钟会，是司马昭手下能够翻云覆雨的谋臣，相当于今日我们所说的高干了。“叮叮当当”地，马蹄声、打铁声、拉风箱声混合在浑浊的空气中，唯独没有寒暄声。嵇康看见钟会，看见这浩浩荡荡的人马，却没有丝毫反应，依然锻打、淬火、加温，偶尔跟坐着拉风箱的向秀说上一句，就是不答理远道而来的钟会。钟会就这样良久地看着他们。沉默了一阵，钟会正欲离开时，他才大声地，不留面子地对着钟会说：“听到了什么消息才来的啊？又看到了什么而去呢？”气得钟会也是大声回答：“我听到所听到的而来，看到了所看到的而去！”这个狂人，正因为他的刚肠嫉恶，一来二去地就把钟会得罪了，最后被钟会间接设计害死了。
1.王弼
王弼出身于官僚世家，其曾外祖父是东汉末号称“八俊”之一的刘表。他除了优越的家学渊源之外，个人天赋那也是相当的高。
何晏曾给他很高的评价：“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何晏是谁啊？他是正始玄学的领袖，也是狂人界的翘楚啊，连他都点头称赞了，那肯定是奇才般的存在啊！
这个明日新星，要是好好栽培，没准日后成为大文豪之流，扶摇直上。可是他偏偏为人高傲张狂，尖酸刻薄。最大的弱点是，以己之长，笑人之短，更是看不起一些士君子，常常大发狂词来讥讽他们。因此他得罪了一众小人，连累掉乌纱，最后孤零零地死于病榻之上。这样一个奇才，落得如此下场，实在可怜可悲！
所谓狂，皆自我膨胀的结果，是成就感难以抑制的发泄。偶尔狂一狂，也无大碍，反过来说，若无一点点狂，便是流水线下死守模板的道学先生，还能写出气吞山河的绝妙文章吗？不过狂过头，必留后患，狂大发了，更是难以收拾。
因而，意气伴之以聪明，言行随之以睿智，方能在为人为文中立于不败之地。最后我再友情赠上金句：上帝要你灭亡，必先让你疯狂！狂狷有风险，作死要谨慎！
文/猫猫   编辑/旭旭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三:10.绁㈣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三:9.王子猷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三:8.孔融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三:7.刘伶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三:6.阮籍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三:5.吕安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三:4.何晏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三:3.王澄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三:2.嵇康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三:1.王弼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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